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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公知化”余华坦承为政治写作:写出国家疼痛_商海桥

来源: 时间:2018/10/31 21:39:53点击:


53岁的作家余华在这个6月注定要成为舆论的焦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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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6月,余华的新长篇小说《第七天》出版,全书13万字,以一个死者的视角,讲述了其死后七日的见闻,欲借此表现当下现实的残酷与荒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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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第七天》在首日内即达到70万册的预订量。然而,与《兄弟》类似的是,伴随着庞大的销量数字而来的,是巨大的争议和批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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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年《兄弟》下册出版后,余华曾自称遭受的批评是前所未有的,是“最猛烈的嘲讽”。如果说当年《兄弟》得到的评价是褒贬不一,那么《第七天》则遭遇了更大的批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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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名之下,期望值自然极高,因此带来的失望之声也为之放大。“这种文笔,这种叙事方式,我宁可相信作者是韩寒。读到后半部才从小细节上找回点余华的感觉。”有余华多年的读者在看完小说后这样吐槽。2006年对《兄弟》的攻击似乎使余华变得坚强。这一次,除了在微博上与网友分享NBA的观后感,他选择的是沉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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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八年,与体制若即若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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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,余华45岁,他出版了日后狂销百万余册的《兄弟》。更为重要的是,余华在这一年结束了自己长达20多年的自由作家生活—他加入杭州市文联成为一位专业作家,得到了一个可以领工资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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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负责引进余华工作事宜的是杭州市文联创研室主任王连生,王1988年考入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,和余华是同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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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余华而言,回杭州之前,哪怕成名已久,作为一个从事纯文学创作的自由作家,安全感仍然偏弱。文学评论家夏烈向时代周报透露,余华提出的要求是不在文联担任任何职务,他也获得了杭州市政府在西溪湿地提供的一套能居住50年的别墅。由此,余华可以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居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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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余华从来没有高调地承认,也没有伸手要东西,这有他的天性,他不想纠缠于体制内的繁文缛节。他的这种选择性放弃是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做准备。”夏烈分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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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的2007年10月,浙江师范大学成立“余华研究中心”,属院级研究中心,余华任学校特聘教授。2010年10月,该研究中心被列为浙师大校级研究中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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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余华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的一个信号。此前,国内以当代作家名义为研究机构的并不多,公开材料显示,此前仅有中国海洋大学的王蒙文学研究所、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文学研究所以及贾平凹在西北大学的文学研究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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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外界有很多误传,说余华给自己搞了个研究中心,这是有意抹黑余华,他是浙师大的特聘教授,而不是余华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。按余华的性格,他不会出来解释这些。”浙师大余华研究中心的前主任王侃告诉时代周报,王现在担任着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的职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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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被聘为特聘教授后,余华曾表示,自由散漫了20多年,一旦受聘教授突然觉得责任重大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,余华每学期都会去金华,给本科生、研究生做讲座,与一些青年做研究上的交流。此后,浙师大的一位博士担任了余华的助手,帮其翻译一些跟国外交流的英文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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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以来,余华与体制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。浙江文化界一位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,2008年,浙江省作协换届时,余华曾有机会被提名为省作协主席,不过他自己表达了拒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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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余华的名望,如果想加官晋爵不会有太大问题,但是他爱好自由的天性,保证了他的独立性。余华可能没有莫言身上从农民开始起家写作的心态,他有市井社会的一面,他更多的冲动来自于江湖,江湖是自由和侠义的一面,决定了一个作家选择的道路。”前述浙江文化界人士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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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,为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70周年,国内老中青三代100位有影响力的文艺家抄写了这个讲话,余华没有出现在抄写名单中。“这事特别能看出余华的独立性。事实上,作协给他打过若干次电话,但是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,他对这一点是警惕的姿态。”前述浙江文化界人士特别补充了此事。#p#分页标题#e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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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浮华的中国,沉稳的作家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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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新世纪以来,余华的主要作品开始以不同的版本进入国际市场,国际性的奖项也接踵而来,他开始周游世界,去欧洲签名售书、美国的大学做讲演、去韩国作访问,参加不同国家的文学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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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《兄弟》出版以后,余华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,他的不少时间是在世界各地奔波。以2009年为例,是年3月,《兄弟》的英文版在美国问世,4月,该书在英国上市。在此期间,余华的身影出现在加拿大、美国等国家的大学作演讲。8月,他与铁凝去圣彼得堡参加了莫斯科书展,9月与莫言到瑞士参加日内瓦读书节,随后又去了瑞典和芬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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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别于一些南方作家身上的温润特征,余华的个性中有一些北方气概,“他父亲是山东人,所以性格里有一些山东味道,好动,喜欢满世界跑,他是需要在不断奔跑中提炼思想的人。”王侃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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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,余华的行程同样繁忙。1月,他参加开罗书展,2月,参加台北书展,3月是巴黎的法国图书沙龙,6月则到了美国。这年4月,余华与韩美林、刘恒等人一起被聘请为杭州市文联的名誉主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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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一线作家,在被国内市场认可后,开始追求国际地位。他们的作品可以相对不在乎国内读者的反馈,更照顾国际读者,这个策略可以理解。”夏烈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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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在世界各地演讲之外,余华为人注目的是开始在网络中对时事发表看法。2011年1月,余华在海外出版了随笔集《十个词汇里的中国》。这十个词汇包括山寨、草根、忽悠、差距、革命等,直指当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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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在世界各地奔波之外,近些年来,余华开始给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等国际媒体撰写专栏文章,文章通常以他自己的经历开篇,以一个流行的段子结尾,文章内容则涉及海关征税、审查制度等各种话题。在其中的一篇访谈中,《纽约时报》称其为“浮躁中国的沉稳作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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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些人看来,余华近年来已经明显地公共知识分子化。“国际化、公共化是一线作家的特征,在公共化过程中,可以参与对时代前沿话题的讨论,这能够呈现作家思考问题的能力和方式。”夏烈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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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近年来“公知”在国内发生了语义变化,逐渐蜕变为一个褒贬不一的词,对公共知识分子产生了污名化。“我觉得余华是公共化,而非知识分子化,余华特别不喜欢自己是知识分子,他不喜欢知识分子这样的标签贴在他身上。”王侃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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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华学会了赚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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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一直以来都是余华最感兴趣的领域之一,他最知名的作品《活着》讲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残忍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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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兄弟》出版后,余华曾不止一次地说,新浪的社会新闻给予他源源不断的灵感,他相信这种荒诞性给予了作家令人嫉妒的创作题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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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,余华遇见了新经典文化的老总陈明俊和编辑周丽华,透露自己已有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,但感觉不甚满意,暂时不太想出版。但他说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和雏形都已完成,题目就叫做“第七天”,他甚至对于作品的封面也有一定的想法。对于书的具体内容,周丽华告诉时代周报记者,当时自己也并不是太了解,只是知道作品本身有一定的政治性,与当代社会的联系十分紧密。两人一致认为“余华”二字是质量的保证,于是,新经典几乎是在未有同行参与竞争的情况下顺利签下了《第七天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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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第七天》出版前,出版商为了吊足读者胃口,在腰封打上了“比《活着》更绝望,比《兄弟》更荒诞”的字样。这种市场主导的宣传带来的另一种发酵是,读者在阅读完后发现与心理预期相距颇远。因此,这本新著遭到了多方面的指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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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起初几页翻下来,差点真以为是中国版《百年孤独》,读下来才发现其实是新闻杂烩。这恐怕是余华出道以来最差小说。”有读者如是评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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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兄弟》开始,余华开始考虑为大众读者写作,在一些批评人士看来,余华懂得了中国市场的运行规则并学会了赚钱。#p#分页标题#e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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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余华试图兼顾国外读者和国内大众读者。从国内读者来讲,余华的小说无论被批还是被赞,本身的销售量是不容置疑的,征服市场这是王道,唯一受损的或许是评论界,仍然会像《兄弟》一样失分。”文学评论家夏烈分析,“从策略上来讲,余华可能追求的,是读者数量的最大化。此外,保住国外的好评如潮。再次,看淡国内评论界的贬多于褒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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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《第七天》只是一个很好的idea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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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现实的无距离感带来的一个问题或许是,身处在极为复杂的中国社会,作家应该如何把握和书写当下现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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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教授、文学评论家陈晓明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,如何关注和书写现实,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是一个难题,“挑战现实,基本都是失败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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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社会的发展、人物的内心可能是复杂的,我觉得余华对现实的描述,过于简单了,在人物形象的处理上,也有些单薄。很多作家,远离现实,被人诟病。所以,我也有一种疑问,文学是否要靠现实这么近?”陈晓明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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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烈则认为,《第七天》保留了部分余华当年先锋写作的味道,不足之处在于,他试图处理当下题材,但与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还有距离,小说本身的容量有限,只是一个很好的idea,“人物形象有些单薄,最后倒向了抒情,有一点泄了气的感觉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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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学并不是直接进入新闻热点把它记下来,它最大的目的是进入人物形象,很多素材的堆砌不能稀释或者处理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,也许有读者会疑问,文学没有提供独特的价值。我们失去了对当代题材的处理能力,这里有一个是能力原因,这批作家消化现实的能力不像19世纪的那批国外作家那么果敢。”夏烈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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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对余华的众多质疑,王侃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,“何谓江郎才尽?余华还需用新作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吗?鲁迅写《药》时,有人批评过他使用了斩杀秋瑾的社会新闻吗?奥威尔写《1984》时,有人苛求过他的文学性吗?我们怎能要求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要与现实拉开距离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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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也在微博上不遗余力地挺余华,“在帕慕克、奈保尔、库切、村上的作品中,流动着一种幻想性元素。这几乎是除思想性外后现代的一种价值观。《第七天》的幻想性元素通过巧妙的结构来实现。七天貌似与圣经有关,实质暗合本土民俗的游魂头七概念。此结构是开放性的,引入杨飞的前妻、养父等故事,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,堪称精妙绝伦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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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张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,除了个别作家外,以余华为代表的这代作家,目前都陷入了创作衰退,“整体上,这代作家不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,我不是很乐观,当然他们这代人还在坚持写作,也已经取得不错的成就,这本身值得肯定,但必须承认,现在的创作衰退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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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方面,网络传播的迅速对整个文化创作者构成了挑战。另一方面,特殊的是,作家反映现实,需要与具体的事例相关联,不能靠猎奇、靠讨巧来获得,需要构思、文学技巧和对整个时代的理解。文学的境界取决于作家理解社会的深度。现实批判的、非虚构的写作中,的确包含着作家的良知和勇气,以及他们的社会关怀,因此有很好的传播效果。但它也搅乱了文学创作与新闻写作的界限,使得读者以为这就是文学。”张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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冒险寻找大众读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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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优秀作家,余华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,已经不可动摇。在同时代作家中,余华是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,同时也是废品最少、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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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种程度而言,余华享受到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光环,他在市场的号召力,已可比之于张艺谋、陈凯歌在中国电影圈的位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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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兄弟》出版后,他被读者和媒体折腾得够戗,读者如此爱他,问的问题甚至古怪,他们牵挂余华未来的写作计划。某种程度而言,这也给余华带来困扰,他需要突破,就像他的朋友说的,“他需要写一些和过去不一样的东西”。#p#分页标题#e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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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10年的一次谈话中,余华将自己的写作历程归纳为三个阶段,“第一个阶段是写下了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的那个阶段,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自由的写作。第二个阶段是写下了《活着》,让我突破了故步自封。《兄弟》是我的第三个阶段,我以前的作品 叙述是很谨慎的,到了《兄弟》以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叙述是可以很开放的,可以为所欲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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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是余华从优秀作家向伟大作家的一种尝试和试探,这既是出自于他这些年对历史、社会、中国问题的综合理解得出的结果,也有他自身策略的选择问题。”夏烈分析,“余华有很大的文学野心,要想成为伟大作家,必须直面当下现实,要对社会的伤疤发言,这点我想作家是明白的,他也试图去呈现这方面。”夏烈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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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理解余华是在做一种冒险,他应该清楚这个时代文学的出路和困难,他要找大众作为读者(而非小众);此外,中国作家最弱的是批判现实。但,怎么写还是一个问题,什么是文学的批判现实?”夏烈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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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政治写作,探探底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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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前,王侃与余华有一次深入的聊天,他们交流过乔治·奥威尔所发出的“你为何写作”的疑问。王侃当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余华,“你究竟为何写作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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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华回答:“早年我是为了世俗而写作;后来是为了美学而写作;现在的写作,就是奥威尔所说的,为 政治 写作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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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政治写作不是排斥文学性、否定文学性、脱离文学性,而是从余华过去的为审美写作进化而来,我觉得余华现在的写作正在经历这个阶段。三年前,余华说 他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 。我想《第七天》这部作品实现了他的诺言,他写出了这个国家的疼痛。有时候,你会觉得文学性并不是作品最重要的标准。很难说余华没有前瞻性,20年后的读者读到这部小说,也许会觉得这部小说有它的前瞻性。”王侃解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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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批评过《兄弟》的评论家谢有顺、李敬泽这次都保持了沉默,谢有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“还没有看过《第七天》,无法评价”,李敬泽尽管已经读完这本小说,但他同样拒绝发表看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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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2005年,李敬泽曾这样评价过余华和《兄弟》,“他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小说家之一,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在45岁时写的一部长篇的成败具有什么决定性的意义,恰恰相反,这对读者是有效的祛魅,它使我们意识到余华并非无所不能,他一样会失败,而余华本人也可能由此从封闭着他的文学神话中走出来,重新出门远行,获得新的自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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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在更早的1991年,批评家赵毅衡便预言,余华“注定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长长的一页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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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年,余华的首部长篇小说《在细雨中呼喊》的发表引起评论界广泛的关注。一年后,人们又看到了《活着》,1995年他完成了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这些作品为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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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6月,赵毅衡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,尚未读过《第七天》,难以评价。不过他对于《兄弟》的感觉是“用力过猛”。“现在是权力崇拜、金钱崇拜的时代,如果作家不对现实发言,就会变得很沉寂,匆忙发言,似乎又容易忽视艺术性,这里有一种角色错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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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俄国作家有对现实发言的传统,同时不忘记艺术性,在这一点上,中国当代作家做得还不够。从文学史上讲,中国文学不缺乏对现实的关怀,作为艺术始终给现实以好的注脚。但当代作家缺乏想象力,真正的好作家需要兼顾艺术性和对现实的批判性的平衡。”赵毅衡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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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个作家最好的方式必然是在虚构作品中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。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,文学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存在。”张闳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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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士试图这样来理解《第七天》,“我知道余华同时在写其他的小说,这也许是他的试水之作,他是探探底线到底在哪里,看看让文学说话说到什么界限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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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新的一条微博中,余华自己这样写:“有人问我,为什么《第七天》里出现一个市长,而不是市委书记?我说原因很简单,当《第七天》成为古典小说时,读者们不知道市委书记是个什么官。”#p#分页标题#e#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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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约记者马加对本文亦有贡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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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34\r\n 为政治写作,探探底线本报记者刘科发自杭州53岁的作家余华在这个6月注定要成为舆论的焦点。这个6月,余华的新长篇小说《第七天》出版,全书13万字,以一个死者的视角(责任编辑:商海桥)